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程——《北京法源寺》书评

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程/才能被称作为男子汉/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大海/才能栖息在金色的沙滩 

记得六七年前,在临时租住的房子里,我听鲍勃迪伦。那时刚刚毕业,白天去公司工作,晚上就回来把自行车放在屋子里,于是我在洗衣服的时候听,在睡前看书的时候听,在坐着发呆的时候也听,大约有个声音响着总是好的,迪伦、巴赫,或者平克弗洛伊德等,声音散漫开去,像一条漫漫长路,下雨的时间无处可去,就坐在门前看看水桶、开裂的门。就在读《北京法源寺》这本书的时候,想起了迪伦的这几句。李敖的定论是文坛奇人,或者狂人,办过杂志,批评当局,抄过家,坐过牢,先后关过两次,他自己说合计六年两个月的牢,历经七间牢房,第二次出狱后,继续撰文对国民党开展笔伐。所以知道李敖,谈论李敖的不在少数,读过李敖的大概就要少一些了,估计能占到7成,我就是一个知道而没读过的人。他在狱中构想出几部小说,其中一部,就是《北京法源寺》,一个历史小说,或者在历史建构中,阐述个人思考的小说。小说突破了小说本身的架构,不为艺术考虑,反倒有个人诉说的嫌疑了,书显得偏执了一些,借着文中人物说理的部分渐渐超过了平衡,但观点不失为一针见血,颇能引起思辨的快感。

书中描述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思想迅速激荡风云变幻的年代,从袁崇焕引文,到维新运动到复辟到辛亥革命,戏剧性地围绕北京法源寺这一具象为纵线,围绕这群前因后果一脉师承的人。从看到康有为带着维新的火种辗转逃出北京后,再看到他时,便是复辟,拥护张勋复辟帝制,一前一后,一个人从年轻走到年老,从十九世纪走到了二十世纪,从维新变成了守旧,每人都在竭力奔走呼告改变,依照各自对中国命运的认识,行使个人意志,意图唤起民众。维新与守旧,何谓新,何谓旧,新的东西转瞬就变成了旧,维新派往往会很快变成守旧,并阻遏新的思潮,从恭亲王、康有为,看历史的人往往不哭不笑,不为看到康有为的维新就赞许,看到复辟就痛斥,人还是那个人,思想还是那样的思想,但时局不同,每个人在历史框定的格子里按照自己的步伐行走,按照自己的对何为正确的认知而行动。

以一种史学的态度生活,还是为一种主义的活着,一个时代代表地活着?人不可避免地从属于时代,只有思想的不断蜕变,才能逃脱镰刀的收割,才能更久得活着,摘选文中李十力(李大钊、熊十力、董必武的三个人的合并化身)对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梁启超的评价:你(康有为)是落幕的19世纪里最后一个先知,但20世纪一来,你就变成了活古董。你命运注定要为时代殉难,你超不过你的时代;谭嗣同的精神和身体都早为时代殉难了…….梁启超不同,他不代表时代,所以能老是花样翻新:他十六岁前是神童式的小学究,碰到你,大梦初醒,摇身一变变成维新派,然后是保皇派,然后跟你分开,拥护民国,变成共和派,比革命党还革命党。”梁启超从结识康有为,公车上书,领导戊戌变法,到政变失败,接触革命派,鼓吹改良,反对革命,到反对复辟,武力反袁,退出政坛,从事学术,他以五十六年的生存时间,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,并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。

而文中也用大篇幅思辨了谭嗣同的死,可死可不死的前提下,选择死,还是逃出北京,继续将既定的路走下去?谭嗣同选择的前者,康有为选择了后者,所以死去的是康广仁,用死证明改良的路继续走下去,还是改良的路不通?后人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后者,死像是一个惊醒的叹号,也像是个谜。一个人的死,一种个体生物的死,首先也是一种思想变迁的停止,改变的结束,他将永远停在哪一个特定的时代,停留在他死前的一种思考状态和结论中,无论他最后用他的死拷问什么,死的意义要无限小于生,生意味着无尽的可能,死意味着对某一认识的激化,他用身体为一个时代、一种信念殉难。于是,从年轻到年老,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程?一个人依赖着自己的思考,要多少次蜕变,才能抵达栖息的沙滩?(文/玟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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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死的意义要无限小于生,生意味着无尽的可能,死意味着对某一认识的激化。所以,清醒的人都知道选择死是多么的不划算;但是,当为某件事偏执的时候,只有死才能体现出极限强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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